新一轮“农村转学潮”蕴含“双刃剑”意义，折射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的贫困，潜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深层次危机。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将一流的学校建在农村。
随着9月1日新学期的到来，2821万名城市学生开始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政策中受益。与此同时，部分条件较好的城乡居民子女以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开始涌向条件更好的城镇学校或者外地学校就读，由此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新一轮“农村转学潮”。
此次“农村转学潮”发生的背景，首先在于它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国务院相继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和城市学生的学杂费，打开了广大中小学生在城乡之间随意、随时、随地求学“大门”的前提下发生的。
其次在于国务院对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作出了明确规定。加之，近年来广东等沿海省区对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难得到了较好解决。此举也为更多的农村中小学生外出求学创造了条件。
再次在于改革开放30年来老百姓腰包壮实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也相应“浮出水面”，提上了更多家庭的议事日程。广大农民已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等简单需要，而是转而寻求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其需求层次已发生悄然变化。让子女转往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的学校就读，已成为现阶段广大农村家庭首当其冲的第一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时代的各项进步，与之相对应的“留守儿童”等概念，行将成为一个珍藏记忆、见证千万农民工悲壮历程、续写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名词。
由此看来，此次“农村转学潮”的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一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二是有利于中小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农村中小学校的校点布局、教育资源的配置等，将得到适度收缩、调整和“洗牌”，特别是现有教育资源将得到更为有效地整合和利用。三是有利于学生的个体发展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切实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各类高素质人才，解除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广大农民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后顾之忧”。四是有利于为城乡中小学校注入生机和活力，切实助推当前各项教育教学改革。
即便如此，新一轮农村转学潮仍然蕴含着“双刃剑”一样的负面影响，折射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的贫困，潜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深层次危机。这些负面影响和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折射出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人口在经济、文化、教育、信息、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贫困。受生活、生存以及环境使然，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被迫离开土地甚至是逃离故土，到外面去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连他们的子女也不例外。集中表现为时机成熟时的外出求学，犹如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外出求学，只不过前者的目的在于图谋科学救国，后者的目的在于谋求个人发展。
二、发出了农村再次衰弱的信号，“留守村”的留守程度进一步加深。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及其封闭、单一的社会政治结构，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留守村”，在“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覆辙声中，极有可能变成“人去楼空”的“无人村”。
三、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加大。由于相当部分学生转至条件较好的城镇中小学，农村中小学校的生源数量和质量都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同等条件下，优生转学的可能性更大。“转学潮”一方面加速了城乡学校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又刺激了学校间的“两极分化”，其结果就是“好的学校更好，差的学校更差”。
四、城市压力进一步增大。当前，迫切需要增加地方财政投入接纳更多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居住、就业、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的压力，也将随之而来。城市既面临扩容的巨大压力，又面临着增加城市功能的择抉。城市应及早思、考应这种压力所带来的机遇、挑战和发展。
五、城乡之间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将集中体现在包括教育、社会治安在内的各个方面，也必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得以完满解决。
应对之策就在于，各级党委、政府要以满腔热忱全力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力配合中央认真落实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学生学杂费的各项政策，认真抓好当前形势下的教育教学工作。对农村中小学校在“转学潮”中引出的相关问题，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断然措施加强学校工作，切实将这些学校办成能够与城市学校相媲美的国内一流学校。狠抓“三农”工作的贯彻落实，切实加强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安、信息等各个方面的建设，让我们的广大农村焕发出应有的生机，展示出全新的活力。
“将城市建在农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需要将城市建在农村，也需要将一流的学校建在农村。城乡一体化加速了这种梦呓的可能。
